华盛顿
— 中国经济进入了从高速发展到缓慢增长的转型期。很多观察人士对这种过渡能否平稳地发生持怀疑态度。他们敦促北京新领导人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否则最终调整的代价就越高。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何慕礼说：“大家都知道，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绝对是非凡的转变，它的崛起令人眼花缭乱。”
事实上，人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这种令人目眩的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当中国政府4月15号公布中国2013年第一季度的增长为7.7%的消息后，华尔街股市应声大跌。尽管这个增速高于政府设定的7.5%的目标，但是仍然让外界感到意外。
*张国宝：今后增长保持7%-8%常态化*
不过，原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认为，外界不应该对此感到意外。
张国宝：“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两位数字的增长以后，现在到了一位数字的增长，就是7到8，将来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数据。”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在2018到2022年期间，中国的增长将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10%以上的速度下跌到6.5%。
人们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减速会是逐步的还是会突然发生。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沃尔夫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会决定中国自己的未来，而且会决定世界的未来。
*美联储报告：中国经济2030年低于1%*
美联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由于生产力的下降和人口老化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面临日益强大的逆风，而且可能在今后出现急剧下跌。报告估计，如果中国经济同时出现就业增长减缓、投资减少、投资动力降低以及投资在高生产力的制造业中所占比例下降的话，到2020年，中国经济会减速到5%，到2030年会降低到低于1%。
*史剑道：中国经济平稳过渡的时机已经过去*
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我认为，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过渡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过渡的时间是在上一届政府，即胡温执政期间，但是他们反而积累了很多扭曲，像信贷过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逐渐得到清理，现在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VOA视频截图)
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指出，除了周期性的因素以外，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未富先老以及我们多年来所提到的很多不平衡等诸多挑战。
他开出了这样的处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改变人为压低的利率和汇率策略，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有问题的基础设施支出，以及仍然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依赖，转向以消费推动的增长，尤其是投资质量的问题。”
亚当斯认为，这种转变尤其紧迫，是因为投资推动的增长正在减小，即所谓的资本边际效益正在下跌。他呼吁中国新上台的领导人加快经济改革。
对于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来说，中国需要重启改革。
史剑道：“我认为，几年来中国根本没有进行改革。他们必须重新启动基于市场的改革，而不是加快的问题。”
*胡舒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改革是维持增长的灵丹妙药*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表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改革。
胡舒立说：“给我们带来全面的、可持续增长的灵丹妙药是什么呢？我的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继续金融业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总裁何慕礼也认为，金融业的改革是关键。
他说: “中国没有躲过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还有其他巨大的挑战，像人口结构、大迁徙，巨大的环境问题。除此之外，中国还要对它处理经济问题的一整套工具进行改变，从出口型经济转变为基于消费的经济，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而这种转变的发生需要一个根基稳固的金融行业。”
但是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则有不同的看法。
史剑道：“我不认为它必须是金融改革，它可能是改革土地产权的问题，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从这开始的。也可以是劳工市场的改革，即改革户口制度。也可以是缩小国营部门，允许更多的小企业发展起来，而这可以促进创新。”
*IMF: 越推迟改革，代价就越高*
国际货币基金会亚太部副主任罗德劳尔认为，中国现在必须改变现有的由信贷推动的、基于投资的增长模式。
他说： “现有做法持续的时间越长，最终调整到一个更加持续增长模式的代价就越高，所以，改革的理由非常明显，维持现有道路而导致更为困难的矫正的风险只会增加，额外改革被推迟的时间越长，调整的代价就会更高。”
这位专家指出，很明显，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金融体系保持稳定的必要性无疑会使得前进的道路充满艰难和曲折。
罗德劳尔说：“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充满了意外事故，几乎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道路，这条道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死尸，而这不是当局所能承担的后果，也不是他们想要的，因此需要做出明确的规划，进行审慎的改革，但现在是新领导人推动新改革的时候了。”
中国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也强调了改革的紧迫性。
胡舒立：“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而市场再也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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